泰山出版社的负责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《民国野史》的选目，要我写篇序。我粗看题目，颇觉“惊心”：“野史”，靠得住吗？继而想起鲁迅先生对“野史”的看法，又不禁释然。鲁迅先生说：
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，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。倘其咿唔日久，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，那末，倒不如去读史，尤其是宋朝明朝史，而且尤须是野史；或者看杂说。（《这个与那个》）
古有朝野之说。所谓“朝”，指的是“朝廷”或“官方”；所谓“野”，指的是“山野”或“民间”。基于此，史学著作也就有了“正史”与“野史”、“官史”或“民史”的区别。鲁迅先生似乎对于“钦定”的东西总是很不敬，他在严厉地批判了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之后，接着说：
“官修”而加以“钦定”的正史也一样，不但本纪咧，列传咧，要摆“史架子”，里面也不敢说什么。据说，字里行间也含着什么褒贬的，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芦。至今还道“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”，还是算了罢。
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“官史”或“正史”。历代逐渐积累起来的“二十五史”将永远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，但是，鲁迅先生对“官史”或“正史”的批判又是一针见血的。所谓摆“史架子”，大概是指形式言，举凡刻板划一、装腔作势、呆头呆脑等弊病均在其列；所谓“也不敢说什么”，则是就内容言了。在过去的年代里，“官史”或“正史”的执笔者大都是官方的代言人，凡“钦定”范围以外的话自然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便说。如董狐其人，敢于以自己的脑袋去捍卫史学的尊严者毕竟不多，而且，即使你想当董狐，在统治术日益严密的情况下，怕也只能是难圆之梦。秦汉以下，董狐绝迹，就是明证。
旧时期“官史”或“正史”的弊病正是“野史”或“民史”的优点。其一，轻松活泼，没有官话、套话，没有八股陈腔；其二，语无遮拦，敢于直面历史，将“官方”千方百计力图掩盖或抹掉的事实呈现出来。我想鲁迅先生所说“有讹传，挟恩怨”，难免有叙事不确或个人的偏爱或偏憎在内。怎么办？多读几种野史，或者和正史对照着读，下点参稽考核的功夫就是了。
从1911年至1949年，民国史不过38年；如果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算起，也不过55年，但是，这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。百态纷呈，斑斓缤纷。既有新生，也有死亡；既有光明，也有黑暗；既有前进，也有停滞，而总的倾向则如辛弃疾词所云：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！”它是我们的昨天，距离今天最近，因而最值得我们把握、研读。
民国时期，教育、文化、出版事业还较古代发达，私人著书、修史之风较前代大盛，“野史”也就空前增加。此类著作，由于“野”，其中不少种今天已经很难见到。古人云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”我在多年的民国史研究工作中则常常有“一书难求”之憾。泰山出版社从浩瀚的民国出版物中，淘筛甄别，取其精者、有用者、有益者，汇为《民国野史》丛书，陆续出版，可谓功莫大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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